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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爲什麽說『五位中華民國先生』?嚴復生於清末、盛於民初,小平生於民初、盛於中華人民共和國,所以可說『中華民國』是他們的『聚會場所』。

 

心口不一的強国人

遙遠的東方有一国家,其人民雖貧薄嘴易咒,但同時玻璃心易碎。無論是黨員還是群眾,誰都自以為強,不過這套強国人一聽到『反共抗中』、『蝗蟲論』的話,就會大哭大叫地亂發脾氣,流馬尿流到南海去,就像個幼稚無知、平時被寵壞的小孩子。例如講到『文化大革命』、『三年大饑荒』、『天安門廣場屠殺』等,雖中共赤裸裸、不斷地殘殺許多強国人民,但強国人就如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者一樣——被害者對於同族的加害者產生民族情感的一種共鳴。只要有共鳴,無知仿有知。

其實強国人都未想到的是,『反共抗中』、『稱為蝗蟲』的話也是一種『自古以來』的歷史觀。

 

嚴復和梁啟超的『東亞病夫』

不少強国人認為,『東亞病夫』是日本人發明的一個詞彙,用來侮辱中国民眾的蔑稱。洗腦洗到腦袋只有水的強国人,至今都經不起聽到『東亞病夫』這四個字,一聽就想到『百年之恥』的幻想(其實『百年之恥』始於1991年,是中共為掩飾天安門廣場屠殺而偽造)。他們會想:『為什麼各國各地都說我們是東亞病夫』,然後立即回复自己:『中国沒有發展起來,是因為我国受盡了外國的掠奪,侵華戰爭等』。我只想知道,強国人經常指出的這個『外國』本來在哪裡?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叫『外國』。難道這也是強国人的幻想?

『東亞病夫』這四個字,是梁啟超第一次如此蔑稱國人,而不是日本人。1895年福建譯者嚴復在天津《直報》上發表<原強>一文中寫道:『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。……中國者,固病夫也』。次年,英國《倫敦學校歲報》也評價此時的中國,後梁啟超乃譯如此:『夫中國,東亞病夫也,其麻木不仁久矣。然病根之深,自中日交戰後,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』。以後魯迅、陳獨秀等也多次稱中國為『病國』、『病夫』(請參韓冷,《流行背後的秘密: 中國現代服裝的文化內涵》,台北,2015年,頁162)。

愛國憂民的嚴復和梁啟超,為何如此蔑稱中国和中国人?這個問題可說有自古以來的理由,叫做『諫諍』。在孔子弟子曾子所寫的《孝經》中,孔子告知曾子『孝道』之路:

『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,雖無道,不失其天下;諸侯有爭臣五人,雖無道,不失其國;大夫有爭臣三人,雖無道,不失其家;士有爭友,則身不離於令名;父爭子,則身不陷於不義。故當不義,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,臣不可以不爭於君;故當不義,則爭之。從父之令,又焉得為孝乎!』

簡單來說,自古以來的儒家認為『孝』和『忠』有關的不是『從領導之令』為善,而是『爭於領導』才為善。如果孩子見到父親的任何不義而不說,或者人民見到政府的任何不義而不講,家族國家如何能做到最好?孔子曰:『見義不為,無勇也』,但至今見義不為的強国人,一個都不能少。中国無法發展起來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在這裡。

 

胡適的『差不多先生』

前述的中国病到底是什麼樣的疾病,有什麼樣的症狀?它乃是一種傳染病!中国病的症狀乃是『差不多』風氣:中国有国貨,與正貨差不多;中式美食也差不多好吃;中式歷史也差不多準確;一直到寫簡體字都可說這是一批『差不多』的國家。『差不多』的意思並不是『差別不太多』,而是『不要強調準確性』或者『我不管,你應該也不管』。當然了,『差不多』的風氣不僅是中国本色,也是牠們的獨特權利—別人不能有!

台灣有個歌手叫『熱狗』(MC Hotdog),2008年發行『差不多先生』,歌詞明顯地控訴這種風氣:

做人要差不多的賤,……吃著差不多的狗屎,寫著差不多的字,……腦袋差不多的空。差不多的瞎,指鹿為馬,都差不多嘛。繼續吧。繼續瞎子摸象吧。有差嗎。我是差不多先生,我的差不多是天生,代表我很天真,也代表我是個賤人……差不多的中國風。

不過這位『差不多先生』的『中国風』早已吹到強国人中。1919年文學革命家胡適發表『中國最有名的人……各省各縣各村人氏』的傳奇—《差不多先生傳》。根據胡適的記載,中国有一個姓(性格)差、名(名聲)不多的先生,『他常常說:「凡事只要差不多,就好了。何必太精明呢?」』不論要買紅糖,還是算錢,差不多先生都是差不多地做,一直到生病了,乃去找東街的汪先生,不過因為醫生忙不見人,差不多先生就去找西街的牛醫王大夫,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。差不多先生如此即差不多死了,逝世後大家『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,不肯算帳,不肯計較,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』,『他的名譽愈傳愈遠,愈久愈大,無數無數人,都學他的榜樣,於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。──然而中國從此就成了一個懶人國了』。

差不多先生的疾病,雖嚴重,也並不能怪他什麼:因為姓氏來自血統,名字來自父母,改名表示對父母缺乏尊敬,所以看到現在的強国人也一樣的,安得罪於牠們乎?

胡適與嚴復、梁啟超也差不多,他這樣的批判也是差不多自古以來的儒家『諫諍』。中国無法發展起來的第二個原因差不多在這裡。

 

魯迅的『阿Q精神』

差不多先生的傳染病不但影響国貨国性的質量標準,還會感染到強国人的精神,以至牠們對任何問題的想法與別人完全相反。這樣的精神病非常奇怪,見到講道理的強国人像是見到了智力不夠的直立人。拿歷史舉例子,強国人經常說牠們是『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』,所以牠們要說到晉、南北、遼、西夏、金、元、清朝的歷史,就會說女真、鮮卑、党項、蒙古人和滿洲人都是強国人,他們本來沒有侵入、控制強国的地盤,而是幫助擴大強国人夢中的大中華,或者統一中華帝國。據此歷史觀出發,蒙滿統治不准漢人帶武器是少數族裔權保護,成吉思汗是中国人,蒙古征戰是中国的和平擴張,明長城就是自古以來的一套萬里長城,與明朝和成吉思汗無關。強国人的邏輯就是這樣:『我国被蒙古人打敗了,但他們也是中国人,所以終於我們還是勝利者』。

雖然這種強国人的歷史觀始於文化大革命時,展於天安門廣場屠殺的後果,但這樣的精神早已感染到強国人的神經系統。早於1921年,當陳獨秀等人在上海法租界秘密成立中共時,民國文學家魯迅開始發表《阿Q正傳》諷刺小說,目的為寫出『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』。小說的阿Q先生和差不多先生也差不多,都是代表當時的強国人。阿Q是『社會中的小人物,一窮二白,但自尊心很重。每次遭遇到不幸的事,都會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為自己安慰』(Wikipedia)。

『阿Q』的靈感源於德國哲學家尼采的『基督教奴性』和『精神三變』。尼采認為人類精神變化能分為三:駱駝、獅子和嬰兒。阿Q屬於駱駝這一變,『它便駱駝似地跪下,承取一個真正的重負』,『自卑以損傷高傲﹔顯露瘋狂以譏訕智慧』,一直到『親善我們的輕蔑者,伸手給想使我們驚怕的妖怪』。魯迅的『阿Q』是最基本的駱駝,忍受重負的時候都會開開心心地走去,自言自語對自己說:『看!人物不夠強大帶著重負,沒有我哪裡有他們?這就是我的勝利!』這樣的精神,尼采也稱為『基督教奴性』或者『奴隸道德』:『自我否定、謙卑、反動、憐憫。一個人是被哪種道德主宰不是由他的身份地位決定的,而是由他的行為中蘊含的心態』(Wikipedia)。

自古以來也可說,強国人的『強』只放在舌頭前而已,不過心裡本來只有『奴性』,所以中国歷史就是奴隸國家的歷史:以前當做女真的奴隸、鮮卑的奴隸、党項的奴隸、蒙古人的奴隸、滿洲人的奴隸、還有日本人的奴隸,至今還是共黨的奴隸。遇到不詳的事(文化大革命、三年大饑荒、天安門廣場屠殺)都會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為自己安慰,為自己勝利。『看到北京霧霾?放心吧!至少可以屏蔽美國間諜衛星的監察!』

中国無法發展起來的第三個原因就是在這裡:如果我們發展的話,可憐的『外國』怎麼辦?若不是因為我們決定了不發展,外國人就貧困死了!

 

鄧小平的『一撥蝗蟲』

看今天的港台人,雖然源於清末民初的中國大陸地區,但是前述的精神態度已全無剩餘。鴉片戰爭的英國、毀滅圓明園的英法、南京大屠殺的日本等也全無剩餘,不過嚴梁胡魯的中国、文化大革命的中国、三年大饑荒的中国、天安門廣場屠殺的中国等看來比當時更加生動。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否定強国的領土要求以後,不少強国人沖向街頭,攻擊在KFC吃飯的同鄉同胞。當然這件事與文革完全不一樣的,因為文革的時候強国人只會毀鞋滅衫,難道文革同志能比得上現在的強国人,昂然打破牠們自己的iPhone手機?而且大饑荒只維持三年,但今天的大饑荒已經持續了25多年(天安門廣場屠殺後,最重要的經濟改革只限於首都及沿海城市,如上海、廣州和深圳,內地非常多農村不但沒收到任何紅利,而且農民所產/賺的經常被中共偷走了)。終於,中共不再殺學生可佩服,至少今天中共只會對宗教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見者活摘器官。

為什麼嚴梁胡魯的批評至今更加生動?就是因為中国有中共,不准中国發展,不准人民改良。強国人經常說港台是牠們的同胞,但是只有牠們強国人倒退,與港台無法相比。『沒有共產黨,就沒有中国』,這些話沒錯,也可以這樣改說:『沒有共產黨,沒有這批無法發展的中国』。以前重文輕武而大敗無罪,但今至到無文誇武的強国人,經常鼻孔朝天,連一個『嚴梁胡魯』都沒有。

強国人不僅患有『奴性』,而且牠們已經變成一種蝗巢,其中有一只蝗后為主,14億蝗蟲為奴,滿地蝗蟲亂轉,越轉越快,圍繞中共蝗后旋轉,就像一国一腦一樣的。『蝗蟲論』雖然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現代港人以之貶抑陸客,但也是『自古以來』的歷史觀。『蝗蟲論』能追溯到19世紀,此時法國動物學家譚衛道(Père Amand David)在1875年出版的中國旅行日記《Journal de mon troisième voyage d’exploration dans l’empire Chinois》中也提到此『似蝗蟲的本色』,後來有英國旅遊家立德(Archibald John Little)在1901年出版的西藏旅行日記《Mount Omi and beyond》引述他,如此:

中國人就像蝗蟲一樣,凡經之地寸綠不留,滅樹毀叢,消草亡根,終於雨洗晚年之土壤,留下只有荒蕪岩石(頁257)。

只要有蝗蟲觸碰到任何綠色的環境,就會發生滅害。強国人不但耗盡自己的自然資源,還會消耗別人的,自港至菲,自西藏至南海,強国人的消耗精力不知所敵。蝗蟲精神強調利益,不強調生產。如果需要生產什麼,就生產差不多的物品,與正貨差不多就行了!

所以早於五十年代,中共已經知道共式中国經濟只能靠於香港的資本主義而發展,也需要保護香港殖民地的獨特性。六四屠夫鄧小平的『一國兩制』能追溯到這時候,也可以猜測若有一天『一國兩制』成為『兩國一制』或者『一國一制』,中国就完蛋了(所以保護香港的這種獨特性,也是對強国人的益的)。

話說回來,當中共自認共產主義的『蝗蟲性』時,屠夫小平也說道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。那時1955年,有鄧小平、董必武、陳毅、張鼎丞、徐特立等首長在山海關遊覽,講話講到山海關的汽水,徐特立說當時許多孩子來到山海關喝汽水,猛如虎踞鯨吞,陳毅就風趣地說,強国人如此『是打殲滅戰啊!』,後屠夫小平就說:『我們是一撥蝗蟲』(華方治,<隨衛中央領導人的經歷>,《炎黃春秋》第五期,2014年,頁68)。

吞噬香港的中国更無法發展的第四個原因就是在這裡。

蝗蟲於中国風中轉,昨夜搶盡西廠,今早掠過香港,此晚準侵台灣,明天就會飛到你們所處之地。